重温已经陌生的中华文化

中华文化之明显特点：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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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、重道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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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华人文始祖黄帝求道于广成子，留给后人一个“道”字：“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！”（见黄帝着《阴符经》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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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老子李耳五千言，深奥难懂，但题为《道德经》明确点明“道德”二字，通俗传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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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孔夫子问礼与老子，老子告知“仁、义、礼”是人类道德递降的产物，“大道废，有仁义”，孔丘不能理解，但极为向往，说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！”。他把自己定位于道与德之下的“仁”，孔丘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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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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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要求学生首先在道德上身体力行，做到之后，才授以六艺（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术），在人际关系上给学生提出具体而平易的规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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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弟子入：则孝（在家孝敬父母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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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出：则悌（出去待人如兄弟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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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谨而信（谨言慎行，守信用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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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泛爱众（广泛地去爱大众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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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而亲仁（重点亲近仁德之人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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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行有余力（以上都做到，若还余有精力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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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则以学文（用以上的规范做基础，才能谈到学文化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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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以这种教育观，三千弟子中决没有有学无德的秦桧，严嵩；绝培育不出9.11杀手、人肉炸弹、德国纳粹盖世太保、红卫兵及9.11人类灾难幸灾乐祸的没头脑的假民族主义愤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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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纯粹用道德来衡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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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雍也可使南面（仲雍可以作国王）”，东里子产善于润色文章，子贡善于经商，子路长于军事，宰予可以从政、作官。但孔子不以才智而以道德排名，而德重在于行，七十二贤人中排名第一二的是：“德行：颜渊、闵子骞……”，孔子称赞颜渊说：“一箪饲（用小竹篓当饭碗），一瓢饮（用瓢当水杯），曲肘（？）而枕之（曲肘代替枕头），在陋巷（穷胡同），人不堪其忧（别人会忧愁不已），回也不改其乐（安贫乐道，颜回不改乐观人生）。贤哉回也！”可见孔子对道德精神因素的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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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华文化所要求的气质与风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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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文质彬彬（文指外表，质指本质）”
　　“温（和）良（善）恭（敬）俭（朴）让（礼让）”
　　“谦谦君子：温润如玉”，而不是梳头、抢勋章、斥记者、带钢盔，俗不可耐，杀气腾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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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、重和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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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太极图是中华文化中的宇宙模型，相生相克，相互制约，平衡而和谐，与斗争哲学相反，不是消灭对方，控制对方。《素书》中所谓“同类相依，同难相济，同声相应，同道相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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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3、重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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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佛教亡于印度而传于中土，中华对西方文化同样择善而从，形成以佛、道、儒为根基的大度包容的中华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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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4、多层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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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但我本人对中华文化出世部份更为神往（明白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归宿，却又超然物外，不在其中），如高超的预测学：我在1943年看到唐朝所传《推背图》： “一声听得金鸡叫，大海沉沉日已过”，在1945金鸡之年日寇投降，果然应验。宋朝邵雍先生梅花诗十首，一直说到6.4与赵紫阳：“火龙蛰起燕门秋，原壁应难赵氏收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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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无奈“出世”之经书过于艰深，曹操杜牧皆高智商，二位只能注解《孙子兵法》，而黄帝遗著《阴符经》只有汉代张良、诸葛亮两人能够懂得而作注解。但这注解，只通古汉语也读不懂，不在于智商、知识水平，它要求德与智的统一，修与炼的统一，体能与心智的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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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华文化对历史的预见决不是所谓从低级到高级，从原始到共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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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老子说是人类道德下滑的七大阶段，而人类社会靠道德维系，而不是靠“唯物”。为诸葛亮所崇敬的春秋时代齐国宰相管仲说：“礼、义、廉、耻，国之四维；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！”。今天已糟蹋到四维不张、失智无信的地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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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秦朝末年，张良惜老怜贫，汜桥纳履，得到黄石公所赠之《素书》,都以为是兵书、战策，直到晋代盗墓贼，掘张良墓，玉枕中发现《素书》才知道与军事学无关，是道德修养之书，用以理身、理家、理国，内涵精深丰富，张良受益无穷，为帝王师：废秦苛法，使汉初无为而治，减去人民费税、劳役负担。战争破坏地区，养子不当差，种地不纳粮。（这正是大陆农民梦想不到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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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素书》的大纲为“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”，至礼而止，断然不提“智”与“信”。因此后人才懂得老子所说的“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为人类道德沉沦的七个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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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黄帝处于远古“道”的时代；尧、舜时尚有“德”；孔子依于“仁”；孟子退而倡议“义”；董仲舒唯设礼仪；诸葛亮动基于“智”（汉末社会“礼”已崩溃，人际关系以智相处；故而杀人艺术，诸葛亮驾驭的《孙子兵法》，以智当先，要略排列为“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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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连“信”也灭亡，社会危殆至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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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p>转自中华复兴网 http://www.1840cn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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